據《醫藥經濟報》報道（詳見7月11日《醫藥經濟報》1版），在7月北京召開的“實證藥物經濟學研究與中藥產業發展研討會暨《中藥藥物經濟學研究規范》（草案）介紹會”上，由天津大學藥學院藥政法規與轉化醫學研究中心、循證藥物經濟學評價研究中心和博諾威藥物經濟學研究中心共同起草的《中藥藥物經濟學研究規范》（草案），得到了與會領導和專家的一致肯定，這毫無疑問是一個好兆頭。

　　中藥亦需經濟學評價

　　任何組織和個人，其所擁有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投入到這個方面的多，就必然要減少在別的方面的投入。藥物雖然有其特殊性，在某些時候，只要能夠救命，就算是“不計成本”也是合理的；但更多的時候，人們并不見得“別無選擇”，特別是在科學技術異常發達的現代社會，幾乎不可能出現離開某一味中藥，某種疾病就沒有其他方法治得了的情況。那么，在有得選擇的情況下，人們又為什么非要用某一味中藥而不用別的藥物，或者選擇其他治療手段如理療呢？要回答這個問題，藥物經濟學應該說是最有發言權的。

　　在國外，藥物經濟學研究在獲得政府支持、藥物申報注冊、醫療保險償付和定價決策上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澳大利亞，當地的醫療保險機構通過對不同治療方案的效果、不良反應、治療這些不良反應的成本等進行比較，給藥品制定報銷價格，高于這個價格的部分由消費者自己掏腰包。中國則起步較晚，但已開始鼓勵企業這么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建立科學合理的醫藥價格形成機制”、“對新藥和專利藥品逐步實行定價前藥物經濟性評價制度”。《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管理辦法（暫行）》提出，“根據循證醫學、藥物經濟學對納入遴選范圍的藥品進行技術評價”。國家發改委2010年新修訂的《藥品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提出，“可替代藥品治療費用差異較大的，可以以對照藥品價格為基礎，參考藥物經濟性評價結果進行調整”。

　　DTT生命科學領導人John Rhodes曾說過：“面臨顛覆性的技術挑戰時，最具創造性的行業，例如生命科學公司，只有通過滿足新客戶的經濟需求和健康需求，或者同時滿足這兩種需求，才能夠生存并發展。”

　　很多中藥生產企業聲稱自己的藥物價廉質優，卻拿不出數據，原因就是沒有開展藥物經濟學研究。《中藥藥物經濟學研究規范》（草案）的出臺，無疑是及時的。藥物經濟學研究像其他各種研究一樣，也需要一個統一的規范，否則各說各話，“語言不統一”，交流就無法進行。　

　　優化體系抓準時機

　　毫無疑問，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的藥物經濟學研究起步較晚，進展不快，特別是中藥藥物經濟學，基礎非常薄弱，甚至連起步階段都談不上。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講得清楚。但對于中藥藥物經濟學來說，充分體現中藥特色應該是一個關鍵，在相關的藥物經濟學評價中應當增加相應的評價方法和指標。目前的藥物評價體系傾向采用過程指標而非終點指標，而中藥恰恰要在終點指標，如質量生命年指標上遠遠優于化藥。因此，在中藥的藥物經濟學評價中，收益外延的確定至關重要。同時，中藥基本上均來源于大自然，所以，建議中藥的藥物經濟學研究還應考慮產品對資源的利用、再生以及對環境的影響。

　　至于研究介入的最佳時間點，筆者認為在上市后的Ⅳ期臨床介入比較好。當然，大多數中藥可能都已經不用做Ⅳ期臨床了，對這類品種也可以進行藥物經濟學評價，如通過與競爭廠家的品種比較不同疾病、不同應用方案上的療效、不良反應、療程長短等方面的差別，可以發現藥物在哪些適應癥/功能主治上最有優勢，在哪類人群中更有價值。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如收入和時間成本的變化等），亦能發現成本-效果（效用或效益）可能出現的新變化，從而為調整產品定位提供依據。

　　總之，《中藥藥物經濟學研究規范》（草案）的起草，必將為國家中藥產品定價政策提供經濟學依據，指導企業進行產品的優化升級，幫助企業通過研究獲得政策、定價等方面的支持，促進大品種的培育及中藥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