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通化東寶、常山藥業等藥企向廣東藥交所模式提出修改意見后，中國醫藥工業科研開發促進會也向該模式發難。

    中國藥促會認為，藥交所模式至少有三個方面存在問題，應予以修改，這與2010年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公開質疑安徽模式不謀而合。而據了解，國內現存的18種藥品招標模式幾乎無一例外均曾招致詬病，只不過藥交所模式面臨的責難更為激烈。

    于是一個近乎無解的問題應運而生，藥品招標究竟應該采取何種方式？或者說，藥品招標應該優先滿足何種群體的利益？

    對于上述問題，政府衛生管理部門、醫療機構及廣大病患的意見顯然并不一致，但至少在表面上是統一的，即同時兼顧藥品質量和價格，逐步降低藥品不合理利潤及杜絕普遍存在的回扣現象。然而，現存的任何一種模式似乎都難以同時達到這種要求，以至于醫改遲遲難以達到各方共同認可的效果。

    以屢遭質疑的安徽模式為例，該模式的核心是“雙信封招標、量價掛鉤、單一貨源承諾、生產企業承擔配送責任”，此舉曾被譽為醫改亮點。結果在實務操作中，廣大藥企發現安徽模式幾乎等同于“唯低價是舉”，同時醫療機構的積極性也受到了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安徽模式的初衷是根除“以藥養醫”的頑疾，但實施效果并不明顯。

    同樣，曾被寄予厚望的閔行模式主張“全收全支、二次招標、聯合采購、一品一規、一家配送”，該模式據稱有利于醫藥控費，實現醫藥分離，去年上海方面還一度宣稱該模式或將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結果時至今日，閔行模式仍然局限在上海市場。有分析認為，閔行模式本質上并未撼動公立醫院運行機制，反而將完整市場人為分割，行政色彩過濃。

    而藥交所模式之前的廣東模式則采取“政府主導、分散采購、兩票制”的原則，還是被認為“政府說了算”。四川模式、北京社區模式實際上也以政府為主導，均被視為并不成功的藥品招標模式。因為在不少人看來，醫藥品招標最終將走向市場化，結果各招標模式實際上是變相的行政化。

    與之相對的是，海南模式、嘉興模式、武漢模式等主張由市場化力量主導，但業內仍然不買賬，認為此舉無法避免惡性競爭和藥品質量問題。

    總之，不管是由政府主導還是偏重市場化原則，藥品招標模式最終將淪為吐槽對象。在這種背景下，藥交所模式的出臺無疑是正中槍口，無論藥交所模式主張何種原則，都會被輿論攻擊。

    實際上，藥交所模式可視為一種藥品招標模式的創新，該模式與此前的安徽模式存在區別，并不完全以藥品價格為唯一衡量因素，只不過在現有的醫藥環境下，以價格作為主要的衡量標準更易達到公開、透明的要求，畢竟藥品質量很難定量描述。在這里，藥交所模式不自覺地作出了這種假設，即參與投標的藥企均能提供合格的藥品。

    假設競標藥品均無質量問題，那么在藥交所模式下，最低價將成為中標價，醫療機構及藥店均應以該價格作為指導價格，以藥養醫的現象理論上會大大降低，符合病患的訴求。但現在的問題是，病患根本不相信競標藥品不存在安全隱患，而藥企更是單方面肯定藥交所模式必然會極大地壓縮藥企利潤率。如果要求在藥交所模式下，藥品價格用市場化力量主導，而藥品質量由政府行政控制，兩種力量共同參與，那么藥交所模式將淪為其他招標模式的翻版，藥交所模式將立即失去意義。

    當然，由于中國藥促會的干預，藥交所模式存在變數。客觀而言，中國藥促會并不能代表藥品領域所有的參與方，其提出的意見未必一定公允，不過中國藥促會的出面干預，至少表示在一段時間內，藥交所模式還將引來更多爭議。